早上接到一个重庆的电话，说邮电大学上个月炒掉学校经管学院院长龚克之后，又以一级教学事故为名处分了学院的另一位老师，所谓的一级教学事故是半年前这位老师曾有迟到早退旷课之类记录，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位老师跟被炒掉的龚克走的太近”。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学院的一位普通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要跳出来抨击学校的管理体制和个别领导。由于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与所述事实，加之对不疼不痒不真不假的“后续报道”从不感兴趣，我很客气地建议他去找工人日报驻重庆记者张晓峰。当时张的号码不在手边，就让他等10点再打。下午4点，他又打过来，我挑起话头，攀谈起来，他说了实话：哥们就是新被处分的老师，并且也是博士——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唯二的博士：一位是龚克，一位就是他。

      他说，学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处分，处分的依据是半年前他的一些旷课、早退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他认为都是伪造的。在此之前，学校还“偷偷”扣除了他的部分奖金，直到跟同事聊天，才知道自己少发了钱。之后，他到教委去申诉，教委把申诉又打回学校，他想诉诸法律，但困难重重。

      我仍然不能确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假，让他把具体情况E－mail过来，并问他跟龚克的关系。他再次说了实话，他的事跟龚克并不相干，只是因为没有按照学校的惯例把学位证存在学校，这给了学校一个不打算久留的感觉，学校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你不打算在这长干，就撵你走。

      我不知道，他的这些事是发生在龚克事件之前还是之后。但如今，龚克作为“前院长”被炒，去职不久就得病住院；这位博士也赋闲在家，已经无法再回课堂。两位博士，一重命运，令人喈叹。看来这学校真有点儿问题。之前，我对邮电大学没什么坏印象，一个成绩雄霸校级NO.1整个中学时代的哥们，最后就是上的这个学校。虽然有点儿屈就的意思，但相信凤凰落巢处，最起码不是鸡窝。现在看来，这所学校不仅鸡窝而且鸡窝，起码缺乏对高端人才的尊重和诚意。两个博士案中细节缘由外界并不好说，直觉是，即便学校不至于“迫害狂”的地步，一些做法有解释清楚的可能，但使用的手段不够光明，缺乏大度，有点像南美足球乌拉圭的风格，拉拉扯扯隐蔽的小动作却太多，这不仅会激起对方球员的反感，而且不讨好观众和裁判。如果这次再报一把博士再度被排挤辞职，邮电大学就该在“迫害狂”的牌子上钉死了。知识分子，为人师表者，爱的都是面子，你让我好好的来，也该好好的去，领个处分、或者被迫辞呈才算回事，谁都不甘心。

      博士们梅凋二度，殊途同归，是不是也有点儿问题。我是指，在人际关系处理上。高学历人才是不是有点儿高不可攀，有点儿曲高和寡，有点儿清高气傲，有点儿不服水土，有点儿欠缺诚意，有点儿不读人情？

      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里面的文章其实大有可挖。已经走掉的农民兄弟尹海涛和更早的时间走掉的诗人郑志刚曾合作过一个稿子，某地市一位干部被撤职牵扯出不少纠纷，文章最后落脚为人际关系处理失当，不知事实如此，还是“点”就选在此处。官场人际关系复杂，人事变动归咎人际想来情有可原，但很遗憾，稿子最终因“人际关系”并非“深度”被毙，成了“前车之鉴”。

      （写这篇博客的时候，夜深人静，屋黑灯暗，突然背后有人推我，顿时魂飞九霄云外。欲知推者是谁，请看下回分解。）

      开封日报惹祸的稿子里面有一个意思，你国家4A景区一张门票60块钱，给社会捐钱只捐了15块，你寒碜不？

 

      门票在这篇文章里成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用以兴师问罪的话柄，但实际上，它不过是拨动观者心理平衡的一个机巧，与事情本身并不相干。我原以为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典型的大企业在公益事业上死抠惹众怒的事件，哪料想报道存在问题。捐献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捐不如少捐，钱捐不如物捐，人家捐15元那次本意是捐衣服，所以从上到下只有最穷的三个没有冬衣可捐的年轻人出了现金。这一点不知道是记者没有深问，还是统计人员刻意隐瞒，而这个企业在过去的几年给社会也捐了不少，30万，在开封这个穷地方已经不算是小贡献。

 

      清明上河园的党委副书记看上去底气很足，但还是有一点点后悔（只交衣服把那15元剔去就没有后来的事了），公园的形象已经受损，多一事毕竟不如少一事，况且他们的对手是党报和机关，哪个台子不比民企硬，民企硬一时，也硬不了一世。他们说要诉求于法律手段，不过显示他们的底气，却不代表他们的最终决定。总经理曾经给跟我交道的负责人交代：稿子写了最好能先“交流”一下，毕竟以后还要跟各方“处关系”。

 

      但经理在“给开封日报开出的最后期限”晚上6点终于坐不住了。党报称自己的采访程序无任何不当，对清园开出的道歉、恢复名誉等和解条件不屑一顾，这虽然没有坚定这位经理与之对薄公堂的决心，却逼迫他作出必须把事情闹大的选择。他连声说，稿子不要看了，我相信你。言外之意，你写的越狠越好，我跟他们不“处”了。

      事件到此为止。我最初关心的一个问题是，15元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根本经不起两问，何至于闹这么大。日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也许有问题，但可以推断，即便没有问题的报道中也一贯地带有某种倾向性：仇富、吃大户、看谁不顺我揍谁。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免要触动社会和谐和新闻运作的神经。

      当然，事情之中有一个推波助澜的细节还不为人知晓，正是开头所说媒体的批判利器——60元门票。清明上河园的总经理说，最近几年公园门票卡的比较紧，开封本地人进去也要买票，一些单位和人不断地吃闭门羹，因此一直跟公园过不去。具体是什么单位，清园经理不肯说，大概是觉得如果这个细节被捅出去，不仅清园的形象挽不回来，还要再搭上若干权力部门的。

      2005年3月23日，反扒民警竹卫东在福寿街81路站牌处抓捕一名惯偷时，被后者摸出的利刃刺中左胸。半个小时后，竹卫东在医院停止了呼吸。
 

      竹卫东的葬礼我没有参加，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人山人海，警服林立，群情肃穆，公安局长在记者面前讲了话，群众在镜头跟前流了泪，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家属：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身麻衣，在众人的搀扶下悲痛欲绝，见者无不动容。
 

      但这次做英雄人物盘点，我去采访，反扒大队的一位宣传员跟我支支吾吾，说卫东家里还有一些事没搞清楚。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其实卫东和他妻子早就离婚了，可能是单位出于某些考虑，在报道和追悼时，仍保留了夫妻的名分。

 

      我很惊愕，不是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细节——我觉得已经没有再追究的必要。我奇怪的是，接下来，舍己救人的靳伟杰，殉身火海的消防战士郑飞，以及不远千里到贵州义务支教的王东灵，他们的婚姻也谈不上成功。在去深圳之前，靳伟杰已经跟丈夫离婚，曾经回到漯河市高新区市郊父母的小院住过一段时间，正因为此，那个小房间的四壁才留下了10几幅她的墨迹，供来访者缅怀唏嘘。而年轻的郑飞还没有步入围城的机会，我听他母亲说，他曾经无私地帮助过一个驻马店的打工女，那个女的还去找过他，他们之间，或许有一些朦胧的感情，但郑飞牺牲的时候，孑然一身是不争的事实。最后是王东灵，照片上浓眉乌目，清秀可人，报道里则一再以三门峡姑娘冠之，一查资料，她已经31岁，却茕茕孑立，单身未婚，不然，怎么能够连跟父母招呼都不打，就跑到贵州去。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巧合，似乎也有必然。婚姻的莫名其妙的作用，也许在平时显现不出来，但在生死悬于一念的一刻，它会转化为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规避人的不寻常举动。正如俗话所说，婚姻使人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世俗意义的进步，是与烈士的精神相悖的，所以，不“进步”的人能够无牵无挂，做出不世俗的举动。

      我自认物理学的不错，所以郑国军告诉我他的轮式重力能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即利用车轮旋转将车身重力转化为催化汽油的压力时，我开始打消对他们这类人的成见，觉得老郑不象是一个搞邪门歪道走火入魔的发明人；但他盯着我的眼睛，继续告诉我他搞出了重力场论第三代理论和第四代理论，并且发现它们跟能量守恒定律有些相悖，我又开始怀疑他的想象超过了研究，或者说自信过于严谨了。我对他说：老郑，后面的理论就此打住，你还是说你的汽车吧。

 

      搞发明的人都有点神神经经，这种神经，源于他们对自己领域的执迷，这是很多朋友的共识。但我认为，这跟他们的自信也有很大关系。一开始，郑国军是不屑于告诉我他的机器原理的，我一问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他就说，这个很复杂。彷佛是照顾我智力所不能及，免我自取其辱。我对这一点很烦，如果是个大牌物理教授这样对我说，我还会客气一点，但老郑之前是个开火车的，没有任何专业认可，仅凭一纸专利证书，用知识产权局官员的话说，只能证明他的东西理论上存在，但能不能做成实物，能不能有效用，则很难说。而他停薪留职多年，家徒四壁，用常人的眼光来看，先不论搞出来的东西如何，他的人格就很难被信任。退一步讲，我本以为他的东西是新近发明的，结果却是9年前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按照老郑的说法）为什么在纸上躺了9年，这是我所关心的，因此我要确定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老郑很自信，但没有正规样品，如果再不屑于讲原理，教人如何确认。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能怪老郑不屑。央视百家论坛请易中天讲汉代史，讲到鸿门宴，易中天不说了，导演问为什么，他说这段大家都知道。郑国军不说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恰恰是因为不知道的人太多，讲的磨破嘴皮也说不通，懒得再说了。郑国军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一堆烂机器基本没有兴趣，他没有学院身份，也从未想过结识有学院身份的人，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寄托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证书。可以想见，平时来看他的机器的都是些普通人，或者说物理学的门外汉，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敲敲他的车轱辘问一句，哥们你这咋个不烧油法？然后不时打断他的回话，让他补充解释若干个物理方面的基本常识。可怜老郑手握8张专利证书，内心把自己视为发明家，却要窝在斗室给人从中学物理讲起，而且讲到最后听者照样一头雾水，枉把明珠付群猪，能不烦？所以，老郑不免将我等闲视之，不给我挑问物理常识的话头。

      老郑先拿我等“物理闲”视之，后来又拿我“等记者闲”视之。他跟记者打过两次交道，一个是大河报的，一个是在我采访期间不断撺掇的技术市场报的L。这两人是何等样人？大河报的记者两年前采访过郑国军，做笔记、拍图有模有样，末了，把他堵在车里说：最近哥们装修房子缺两万块钱，能不能帮一下忙。郑国军一下就蔫了。L跑前跑后，帮郑国军宣传和转化技术（L对我说他认识楼上编辑，在采访期间不断给我打电话说：兄弟写好点儿，多好的发明呀。我不管这些，说重点肯定不是发明），相信也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他放长线吊大鱼，等郑国军把技术卖了银子再张口。如此，则难怪憨厚的老郑一视同仁，稿子一发出来，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报销电话费，我说不用客气，等你做老板了，真有钱了再说吧。